牵头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建成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

清华大学高温气冷堆团队

今年9月12号，位于我国渤海之滨的一座小城里，山东荣成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在国家核安全局监督人员的见证下，成功实现首次临界。这座由中国自行研发、设计、建造的世界首座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商业机组正式开启带核功率运行。

这座核电站，是国家16个科技重大专项的示范工程之一，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标志性工程，是按照最新核安全标准监管建设的新一代创新型核电示范工程，标志着中国在高温气冷堆先进核电技术上领先世界。

它的发电功率200兆瓦，年发电14亿度，可以为200万居民提供生活用电，减少CO2排放90万吨。核电厂规模相当于我国首台秦山核电厂，工程建设及研发投入超过100亿元人民币。

这座核电站，被世界核能界熟知的技术优势是“固有安全”，也就是说，它遵循基本的物理规律，确保在任何事故条件下，包括2011年日本福岛那样的地震海啸条件下，反应堆堆芯也不会熔毁，不会产生大规模放射性释放。

这座核电站，由清华大学高温气冷堆团队牵头研发和设计。它不仅仅是一座技术先进、应用前景广泛的核电站，还凝聚了清华高温气冷堆团队几百人、三十年的心血，寄托了团队矢志不渝追寻的“和平使用原子能，实现核能固有安全”的主要学术理念。

世界核能技术的发展历程表明，“核安全”一直是核能和平利用的主要障碍。如何确保核安全是一个世纪性的世界难题。瞄准这一难题，立足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在王大中、吴宗鑫等老一辈科学家的领导下，清华大学自上世纪80年代在200号组建高温气冷堆团队，在国家863计划的支持下，于2000年建成10兆瓦高温气冷实验堆，2003年完成满功率并网发电及系列运行试验和安全试验。

在10兆瓦实验堆上完成的安全试验是世界首创的。试验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组织的60余位国际核能专家的见证下完成，在核能界引起了重大反响。10兆瓦高温气冷堆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但是，荣誉的获得并没有让团队“探索固有安全核能”的脚步有丝毫停滞，团队又开始了新的征程。近二十年来，探索了一条工业规模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的建设之路。

世界高温气冷堆领域最大的发展瓶颈，就是能够建设一个模块式高温气冷堆的工业示范电站。在这个瓶颈面前，欧洲、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都做过大量努力。在这条路上，欧洲花费了数百亿，一代人的心血，现在还在继续努力；日本建设了实验堆，设计了工业示范电站；美国在2005年国会通过的能源法案上，把这种反应堆称为下一代核电厂或者第四代核电厂，每年投入12.5亿美元，要求2021年建成示范工程。

但这些国家和有关团队都止步于示范工程的开工建设。只有中国，持续而坚定地支持了这个自主创新先进核能技术的产业发展。2006年1月批准列入国家16个科技重大专项，即06专项“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2008年2月国务院批准总体实施方案，清华大学高温气冷堆团队牵头承担国家重大专项总体设计和关键技术研发。

作为高校的研究团队，我们深知自己的优势和不足，面对工业规模示范工程建设的需求，高温气冷堆团队没有闭门造车，而是不断探索与产业界的协同创新。在学校的支持下，团队联合华能集团、中核集团、上海电气集团、哈尔滨电气集团等国内核电和核装备龙头企业，聚焦示范工程研发、建设、设备研制以及安装调试，坚持自主创新，构建了一条高温气冷堆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产业链，并在项目实施中不断深化合作、不仅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上，更在合作模式上不断取得新突破。

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于2012年12月正式开工建设，现已完成全部关键技术攻关、试验验证、工程设计、工程建造，实现首次临界。

这个项目的实施遇到了很多困难，远比当初的预计多出许多。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咬着牙往前走。

为了早日研制成功高性能的燃料元件，负责人刘兵同志带领团队成员冒着酷暑、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在实验室探索工艺，组织“百日会战”，成功实现了首批1000个燃料元件样品的生产；

为了早日完成高温堆“心脏装备”主氦风机工程样机在高温高压环境下的试验验证，以王宏、赵钢等同志为代表的研发团队成员通宵达旦地在实验室开展试验；

为了攻克关键主设备螺旋管式直流蒸汽发生器的研制难关，吴莘馨教授带领团队成员研发了200多个小型工装，并且每天下到金工车间指导工人开展试制；另一方面，又不辞辛苦数次带队到设备厂家现场协调解决技术问题，最终成功解决了制约示范工程最大的设备研制瓶颈。

为了保证示范工程建设进程，EPC总包方中核能源派驻现场项目部，公司副总林立志等十几位同志，舍弃北京舒适的生活，常年驻守现场，确保及时协调示范工程在建设安装中遇到的问题。他们一呆就是近十年，每年回家不过三五次，把自己从北京人变成了地道的石岛湾人。

在示范工程建设期间，我们的技术带头人董玉杰、李富等同志，无数次往返于清华大学和石岛湾现场，积极协调有关单位和设计人员共同解决问题，为了充分利用时间，不耽误第二天的工作，他们往往乘坐晚上的航班回京，有无数次到家的时候已过凌晨12点，有时因为航班晚点，到家时已是第二天的黎明，他们每个人的航程，都可以绕地球赤道好几圈……

在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高温气冷堆的核心技术逐个获得突破：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包覆颗粒球形燃料元件性能达到世界最好水平并成功实现产业化；世界首台大功率、核环境、电磁轴承主氦风机完成全部工程验证试验，解决了反应堆的“心脏”装备问题；自主设计研制的设备逐一安装就位；设备单体调试、系统调试逐一完成。

在这个过程中，全时投入的人员超过1000人，先后参与工程的人员数万人。核岛设备15000多件，其中2200个世界首台套设备，660个创新型设备。各种设计图纸约5万张，各种文件约10万页。这里的每一个数字，都浸透了团队成员的付出和努力。

我们的努力终于换来了我国高温气冷堆技术的又一个飞跃。通过示范工程的研发和建设，我国在世界上率先开展了高温气冷堆技术从实验室规模到产业应用的转化，实现了这一技术从并跑到领跑世界的跨越式发展，走出了政产学研协同、赶超世界的中国先进核电技术自主研发创新之路。

此时，我们的团队依然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而是启动了利用高温优势，拓展更广泛应用的研究。

高温气冷堆能在商业应用规模上提供各种类型反应堆中温度最高的热能。它不仅可以高效发电，还可以提供高温高压蒸汽和高温工艺热能，用于化工、钢铁、石化等工业领域，用于核能制氢。团队成员深入开展了后续多模块机组研发，完成初步设计，有望为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作出重要贡献。

团队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十余年来，团队先后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42个，总经费16亿元，研究成果为示范工程安审及建设以及后续产业推广提供了有效支撑。科研成果丰硕，累计发表学术论文1500篇，申请发明专利400多项，形成专有技术2000余项。在国际上，美国核学会前主席科达克评价说：“中国成为世界高温堆领域的领跑者”；美国橡树岭实验室报告认为，中国高温堆“战略是高度创新的”“领先世界10年以上”。2016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发表题为“中国推出高温气冷堆核电项目，助力清除雾霾”的报道，认为中国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是当今世界正在进行的令人感兴趣的清洁空气项目之一”。

我们由衷地期待，以高温气冷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支点，带动先进核能技术在更广范围的应用，为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为了世界核能利用的和平与安全，奉献出自己最大的光和热。

众志成城

甘当人民生命健康的“守护神”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新冠疫苗研制团队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暴发已经一年有余，在这场人类近代遭受的最严重的灾难中，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然而，斗争越是艰险，精神就越显伟大。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中国人民风雨同舟、众志成城，不仅构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也铸就了伟大抗疫精神。我们一直记得在2020年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抗击疫情表彰大会中说道：“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经受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

时间拉回到2020年大年初一那一天，北京生物的新冠疫苗研发小组成立。这个研发小组是我们接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冠疫苗应急科研攻关任务后火速成立的，虽然比较匆忙，但我们分工有序、紧密合作，全身心投入到攻克新冠疫苗的工艺和质量控制等关键工作中。

按照惯例，一种疫苗从研发、生产到上市需要8到10年的时间，即使一再压缩，也要2到3年。但是，时间就是生命，疫情就是命令，我们团队每个人将研制疫苗作为一把利刃时刻悬挂在头上，“一件事、一群人、一直干”，全员24小时在实验室里，往往工作了十几个小时还没来得及休息，又会收到新的样品并且立即投入到下一步的工作中去。

我们可爱又可敬的团队中，每个人都奉献出自己的全部，他们顾不上家中嗷嗷待哺的幼儿，顾不上重病卧床的老人，有的人甚至都没能见亲人的最后一面。他们与时间赛跑，和疫情斗争，最终用火神山速度完成了新冠疫苗的车间建设和研制任务。梁宏阳，长时间站立不能饮水导致痛风发作，他不顾脚痛难忍，不顾缺氧出汗，为确保第一批病毒液顺利完成超滤浓缩连续工作多天直至凌晨深夜，看到他脱下防护服，那苍白的面孔、发皱的皮肤让人见者落泪。张晋，连续夜班不轮休，持续“白加黑、五加二”的工作模式，跟时间赛跑，同病毒作战。最终，按时间节点，在新冠疫苗的研制与生产、车间建设方面我们取得了成功，完成了艰巨的应急生产任务，缓解了国家的燃眉之急。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努力终究会有结果。

2020年8月5日，我们新冠灭活疫苗生产车间通过国家相关部门组织的生物安全联合检查，并取得了新冠疫苗的生产许可证，同时配合相关部门编制出首个疫苗生物安全生产设施标准和生物安全体系文件，填补了我国人用疫苗高等级生物安全车间硬件标准和管理体系的空白。

2020年10月16日，国际医学学术期刊《柳叶刀》发表北京生物新冠灭活疫苗Ⅰ/Ⅱ期临床试验结果。

2020年12月30日，国家药监局批准了北京生物新冠病毒灭活疫苗附条件上市。

2021年5月7日，我们获得世卫组织批准的首个中国新冠疫苗紧急使用认证，这也是第一个非西方国家的新冠疫苗获得此项认证，为实现中国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又迈出了跨越性的一步，这也表明团队研制生产的疫苗的技术安全性、防护有效性、人群普适性、产能可及性、储运便捷性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认可。

截至目前，北京生物的新冠灭活疫苗年产能已超过50亿剂。全球已有109个国家和地区批准紧急使用，已向国内外提供新冠疫苗近18亿剂次，已经接种12亿剂次，未发现严重不良反应，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

奋进力量，我们体现；人民生命，我们守护！我们用疫苗科研工作者的精专的科学能力和坚定的意志品质不断前行，守望相助，万里为邻，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的中国力量！

我们将用荣誉激励自己，以成绩鼓舞自己，不断追求奋进，取得更大的成绩，继续为中国人民铸就生命的保护屏障！

牢记嘱托

种好“幸福草”

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食用菌人工栽培基本以木材为原料，我国每年仅香菇一项就要砍伐阔叶林1000万立方米以上，产生“菌林矛盾”。

为了保护森林资源，同时找到一条能让老百姓脱贫致富的新路子，1983年，我们着手研究“以草代木”栽培食药用菌。

研究工作从“一穷二白”开始，没有经费，没有试验场地，没有设备，没有助手，我们借用废弃场所、靠着一根钢线、20支试管和借来的5万元，终于在1986年试验成功，用芒萁、五节芒等野草，种出第一朵香菇。

35年来，我们打破木、草、菌之间学科界限，开辟了一个交叉技术门类。从一个人单枪匹马搞试验，发展为100多人的菌草科研与应用推广团队；从“以草代木”栽培食药用菌技术，拓展到生态治理、饲料、肥料和生物质能源与材料开发等领域，形成菌草综合利用技术与产业发展体系。

35年来，我们坚持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开展科研，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写在农民的钱袋里。菌草技术先后被列为闽宁对口协作、福建省智力援疆、科技援藏项目，目前已在全国31个省（市、区）506个县推广应用。

1997年，我们带着六箱菌草到宁夏扶贫，电视剧《山海情》再现了当时的情景，而现实中，生活更艰苦、条件更艰难。队员们一个人要负责50户到200户，住在种菇大棚里，手把手、人对人进行全程的指导。1998年，蘑菇收获的时候，很多村民是第一次拿到百元钞票，激动得不得了，闽宁村农民刘昌富家里一年就增收2.9万元。老百姓高兴地编了一个顺口溜：“菌草、菌草，闽宁草，幸福草，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共产党好。”

我们派出300多人次专家和技术骨干，为宁夏15个县市区提供技术培训和生产示范，培训菇农4.8万多人次，被国务院扶贫办列为典型案例。菌草扶贫的步伐还走向新疆、西藏、贵州、甘肃、陕西等地。

菌草人扎根西北大漠20多年，像候鸟一样春去冬回，生产季节全程在驻地工作，无法顾家。驻地工作队队长黄国勇的母亲病重住院、孩子手术，都因工作紧张无法回家，他自己也两次在工作途中遭遇车祸。队员王应舟在宁夏、新疆工作23年，妻子车祸也无法及时赶回照顾。这样的故事，几乎在每一位团队成员身上都发生过。家，对于他们来说，是一场远方的思念，更是深深的内疚。

从2013年开始，我们进驻内蒙古阿拉善，开展菌草防风固沙试验。科研组住在沙漠里，砖头垒起来架上一块木板就是床，没有自来水没有电。这些，都不算什么，但是看着种下去的菌草长起来就被风沙打烂，再长起来再被打烂，年轻人哭了：“不能种了，真的失败了。”我们给他们下死命令，必须坚持住，再种。七次死去活来之后，菌草终于种活了。

我们用9年时间探索了多种类型的菌草防风固沙阻沙技术与应用模式。其中，巨菌草作为治沙的先锋植物，种植80天后就把流动沙地固住，一丛巨菌草生长100天左右可固沙18.8平方米，鲜草产量10—12吨/亩。

如今，菌草已经在黄河沿岸9个省区种植，菌草科技创新产业园也落地宁夏。10月初，在内蒙古磴口沙漠地、宁夏石嘴山盐碱地种下的菌草迎来了丰收，来自联合国经社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织与50多个国家代表在线参观，学习、了解黄河菌草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情况。

35年来，小小菌草，已走出福建，走向全国，并且走向世界，通过对外援助与国际合作传播到全球106个国家。在卢旺达、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菌草技术成为破解当地发展难题的突破口，帮助当地减贫、提供就业，为当地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农业树立了样板。2017年5月，菌草技术被列为“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重点推进项目向全球推广，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我们先后派出86批278人次在境外实施援外项目，菌草援外“约法三章”，要求时刻把“人民”放在心上、把“国旗”写在脸上，让菌草技术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尽管在国外时常遭遇到疟疾、抢劫等危险，但我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收获了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赞誉。2019年，中非总统图瓦德拉为6位菌草专家授予国家感谢勋章。

今年9月2日，习近平主席向“菌草援外20周年暨助力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论坛”发出贺信，指出“菌草技术是‘以草代木’发展起来的中国特有技术，实现了光、热、水三大农业资源综合高效利用，植物、动物、菌物三物循环生产，经济、社会、环境三大效益结合，有利于生态、粮食、能源安全”。

当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就亲切关怀、大力支持菌草事业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习近平同志在为林占熺颁发福建省政府“一等功”时的谆谆教诲：“科技知识分子只有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时代的需要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为世人所瞩目、为人民群众所欢迎的卓越成就。”这是我们团队的力量之源和精神之魂。

为了菌草，林占熺摔断了两根肋骨、四次死里逃生，痛失包括自己胞弟在内的两位战友；为了菌草，菌草中心副主任林冬梅放弃了国外优厚待遇和优越生活，回国推动菌草国际化和产业发展；为了菌草，余世葵、罗宗志等年轻同志在乌兰布和沙漠扎根八九年；为了菌草，林占森20个春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卢旺达、斐济的基地度过；林应兴为了援外工作推迟婚期；祝粟自疫情发生以来独自坚守卢旺达基地岗位，母亲去世也无法回国尽孝……35年来，菌草人始终秉持一颗为民之心、报国之情，始终不畏牺牲、艰辛付出，菌草也因此赢得“致富草”“幸福草”“太阳草”“中国草”的美誉。

习近平主席强调，要“使菌草技术成为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幸福草’”！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今后将进一步深化研究，更好地发挥菌草技术在助力乡村振兴、推动黄河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服务“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作用，为“发展菌草业、造福全人类”而不懈奋斗！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坚守初心永向前

不负韶华再追梦

中国散裂中子源研究集体

“散裂中子源等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通过验收。”今年五月，在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团队感到无比的振奋。

从20世纪90年代末谋划，到2011年10月在广东东莞奠基，2018年8月通过国家验收、正式投入运行，再到目前十分踊跃的用户课题申请和供不应求的实验机时……经过二十载耕耘，中国散裂中子源填补了国内脉冲中子应用领域的空白，使得我国成为全世界第4个拥有脉冲式散裂中子源的国家。这项被誉为“超级显微镜”的“国之重器”，成为研究物质材料微观结构的理想探针，对满足国家战略需求、探索前沿科学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散裂中子源是由数以千计的高精尖设备组成的复杂整体，其建造工程本身就是一个巨大挑战。与制造一般的科研仪器设施不同，在大科学装置的建设中，除了需解决基础科学原理性问题外，还需研制大量非标设备，而且规模大、建设周期长，会遇到工程建设与科学研究的双重挑战。回顾中国散裂中子源的建造历程，工程总指挥、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和生说：“散裂中子源建起来复杂，实验难度大，但国民经济许多关键领域的研究离不开它，这件事困难再大也要做。”

建设中国散裂中子源，彰显了国家的使命，团队的担当。在装置关键技术研发、设备研制、安装调试过程中，老中青三代科研工程人员，协同攻关，克服异地建设的困难，致力于推动关键设备的自主研发和国产化。例如，快循环同步加速器的25赫兹（Hz）交流磁铁在我国属首次研制，铁芯和线圈的振动开裂、涡流发热都是以前经验之外的新问题，关键技术又掌握在国外大公司手中，要不来，买不来。科研人员与工厂技师经过了6年的联合攻关，逐一攻破技术难题，最终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出合格的磁铁。

再如我们的另一个核心部件“靶体”，里面是一片一片的钨，质子束流打到上面产生中子。钨靶的工艺是个世界级难题，我们和北京安泰公司协同攻关，最终使钨靶的工艺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后来，该公司还成功中标了世界上在建的第五台散裂中子源——欧洲散裂中子源的靶件，顺利走出国门，展现“中国制造”的魅力。

团队通过自主创新和集成创新，在加速器、靶站、谱仪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技术成果，显著提升了我国相关产业的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使我国在强流质子加速器和中子散射领域实现了重大跨越，设备国产化率超过90%，靶站最高中子效率处于国际领先地位。3台中子谱仪综合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获悉中国散裂中子源通过国家验收后，发来亲笔信表示祝贺。通过国家验收，只是我们的一个新起点。通过验收时装置的束流功率是20千瓦左右，而设计目标最终要提高到100千瓦。2020年2月，正是疫情暴发初期，我们成为当地首批复工复研的单位之一，团队成员在做好严格防疫前提下，开始了加速器束流提升攻坚战。这一个月里，调束人员共分为两班，24小时工作不停歇，终于迎来回报。2020年初，中国散裂中子源打靶束流功率达到100千瓦的设计指标，并开始100千瓦稳定供束运行。这一刻，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一年半，团队成员无不热泪盈眶。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以陈和生院士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传承我国首个大科学装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及其改造工程的丰富经验和奉献精神，勇于担当，克服万难。由于地质原因，中国散裂中子源土建工程延误了1年多，大大减少了设备安装和调试的时间。整个工程能否按原定工期竣工验收成为一个严峻的挑战。关键时刻，陈和生院士和我们团队研究后，决心“后墙不倒”，对国家承诺的竣工时间不能推迟，必须千方百计抢时间！为了赶回工期，陈院士带领我们团队背水一战，决定把通用设施的安装调试与土建施工交叉进行，先在地面把设备安装调试好，再运到隧道里重新安装。这样做可以节约设备的调试时间，但工作量却成倍增加。2014年夏天，南方连日的酷暑和高负荷的工作让陈院士的健康状况一度堪忧，在这之前，他已经进行过多次心脏手术。团队都在为他的身体担心，但他却不以为意，一直坚守工作岗位。陈院士说：“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有靠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去奋斗，才能够建设起来，我自己应该为她尽一份力量。”

经过几百个日日夜夜的刻苦攻关，团队终于赶回了工期。2016年底举行的国际顾问委员会年度会议上，与会的外国专家纷纷感叹项目建设的“中国速度”，“难以想象你们在短短的一年完成了如此大量的工作！”

除了陈院士这样的老一辈科学家之外，中国散裂中子源还有100多名家在北京的科研骨干，他们远离家人亲属，常年工作在2000多公里外的广东东莞，进行了长达十多年、每年在莞300多天的异地工作和生活。对他们来说，节假日加班加点早已习以为常，不少人员甚至连续多个春节假期舍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扎根工程建设一线。不少职工因经常加班无法照看年幼的孩子，单身青年也将自己的婚期一再推迟。他们抱着“舍小家、为大家”的心愿，在岗位上兢兢业业，发挥着骨干引领作用，为工程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全部力量。

在中国散裂中子源的建设过程中，年轻同志也挑起了工程任务的大梁，他们成长为我国大科学工程建设的又一支主力军。中国散裂中子源通过“老带新”的工作模式，提升年轻人的专业技能，大胆给年轻人压担子。经过长期的锤炼，中国散裂中子源已经形成一支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工程技术、技术支持和管理的队伍，涉及50多个学科和技术领域。团队因此获得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殊荣。

二十载耕耘，只为今朝亮剑出鞘。中国散裂中子源开放运行后，大科学装置的综合效应开始逐步显现。在已完成的五轮运行中，中国散裂中子源服务全球用户，注册用户超2000人，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完成超过500项原创性课题研究，成为重要的原始创新策源地。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大科学装置，中国散裂中子源为港澳科学家开展相关科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为大湾区创新发展注入澎湃动力。大湾区是国内先进制造业基地，对材料科学研究有着迫切的需求，中国散裂中子源布局在此，为诸多产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目前，散裂中子源的二期工程已列入了国家的“十四五”规划，功率将提升5倍并增加更多实验终端，以更好地满足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前沿研究对中子散射的迫切需求。

小粒子成就大世界，大装置驱动大未来。中国散裂中子源团队将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

走遍天山南北

守护祖国希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儿童医院新生儿科

新疆儿童医院新生儿科是一个年轻的科室，前身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新生儿科，始建于1996年，是自治区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中国医师协会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新生儿围产期医学专科培训基地、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出生缺陷干预救助示范基地”，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新生儿神经重症监护联盟单位及教学培训基地”，自治区新生儿疾病筛查南疆分中心、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及县级骨干医师培训基地。经过25年的努力，我们成为了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综合科室。

25年来，我们从未停下锐意进取的脚步，我们时刻以全力提升新生儿危重症诊疗水平为目标，以造福边疆各族患儿为使命，创造了许多“全疆第一”。

我们于1997年开展新生儿疑难危重症救治工作，在疆内第一家开展危重症转运及远程转运、第一家开展危重症脑功能监测、第一家开展腹膜透析治疗新生儿肾衰、第一家开展一氧化氮吸入治疗新生儿持续肺动脉高压、第一家开展新生儿食道pH值测定、第一家开展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创造了第一例连体婴儿术后成功成活。

新疆地域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基层医疗水平有限，常有患儿需要上转。然而，由于路途太遥远，很多患儿无法及时得到救治。

2007年的一天，我们接到离我们200多公里的一家医院的电话，说要转一名危重患儿过来。3小时后，电话再次响起，对方告诉我们，他们不来了，孩子在途中已经死亡。电话里医护人员、孩子家长沉痛的声音和无助的叹气让我们永生难忘。我们自此立下志愿：必须主动担起转运的重任，给孩子生的希望。2008年，全疆第一个危重新生儿转运系统在我科诞生，偏远地区危重新生儿终于有希望了！

2019年8月，一对出生在和田地区人民医院，胎龄仅27周，体重仅700克的龙凤胎早产儿发生重度窒息，只能靠呼吸机辅助呼吸，接着又出现坏死性小肠结肠炎，不能进食，输液困难，生命危在旦夕。经过全方位评估后，我院派出两辆救护车，我科副主任带领3名经验丰富的护士，经4名司机连夜驱车，历时20个小时，以最快速度到达和田，为双胞胎评估病情，调整治疗。

9月3日下午，转运小组返程，由于病情发展迅速，其中一个孩子无自主呼吸，4位同事轮流操作辅助呼吸设备，每个人的拇指都麻木了，但大家丝毫不觉得辛苦。20个小时里，坚持为孩子们进行呼吸支持、循环稳定、重症评估和监护，所有工作与在重症监护病房里一样有条不紊而极其紧张地进行，9月4日早上，孩子们安全抵达我科。女婴经过46天的治疗，男婴经过63天的治疗后，健康平安地出院。

转运是一项高风险工作，在长期实践中，我们的转运水平与日俱增，目前我们已转运超过1000例患儿，无一例死亡。通过转运，我们也为基层医院提供了许多帮助与指导，提升了当地医疗水平。作为自治区级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我们愈加认识到身上的责任重大。医生是特殊的职业，与生命息息相关，我们是世上最宝贵财富的守护者。

出发，到基层去，带去守护生命的力量。多年来我们坚持深入基层进行帮扶，提高全区新生儿危重症救治水平。

以前，乡镇卫生院遇到新生儿窒息的情况不懂如何处理，甚至对孩子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2004年开始，由我科老专家、新疆唯一的国家级师资牵头组织开展了全疆新生儿窒息复苏项目的培训，与各院的新生儿专家共同培训了1万多名基层产科医生、助产士、儿科医生、麻醉科医生。

我们的每一步都收获了回报，2020年，新疆的婴儿死亡率自2015年的21.44‰下降到6.75‰，创造有史以来最好成绩。孩子是家庭的希望，是祖国的希望，不但要生，还要生得快乐健康。降低出生缺陷，是我们的另一项重大责任。

我们接诊过一位1998年出生的女孩，出生10个月仍然不会坐不会爬，多家医院给出的诊断均为脑瘫。父母带她来我们科室，我们当即判断：不是脑瘫，考虑苯丙酮尿症的可能。

苯丙酮尿症，一种罕见遗传病，但在新疆发病率较高。1998年，大部分人都没听过这种病，家长便带孩子去了北京，北京专家给予相同诊断。在北京专家的电话指导下，我们开始为她治疗，今年6月，这个女孩已经顺利大专毕业，拥有了更精彩的未来。她是新疆第一例本地治疗的苯丙酮尿症患儿。不是每个患儿都有她的幸运，倘若没有及时甄别并干预，不可逆转的残疾会很快出现在苯丙酮尿症患儿身上。一个孩子将拖垮一个家庭，我们必须尽力挽救。

新疆之大，我们体会极深，她是我们用脚丈量过的土地，我们走遍新疆，直达每个乡镇卫生院，组织大小培训129次，培训学员超过7000人次，行程超过42.3万公里。

起初，群众不理解我们的工作，不配合甚至逃避。我们就上门挨个儿讲解，从当地卫生院工作人员到普通居民，苦口婆心地扭转他们的观念。去采集新生儿血片，老百姓不给开门，我们和当地妇幼专干不气馁，一次次上门。患儿父母不愿配合治疗，学校不理解孩子的特殊性，我们照样上门去，甚至求助于当地第一书记，解决患儿家庭的实际困难，监督父母妥善照料孩子。

一开始，我们确实只是完成工作。但看到因漏筛导致严重不可逆脑损害的孩子，看到父母照顾孩子的疲惫，看到家庭因病返贫的状况，我们决定要竭尽全力。

为了解决患儿看病难的问题，我们每次去基层进行培训工作的同时一定会开展随访和义诊，帮助他们申请各项救助项目、基金，赠送慰问品。我们为所有新生儿疾病患儿专门建档，通过现场及远程随访等形式指导家长治疗调整饮食，一年随访达1000余人次。积跬步，至千里，南疆五地州的新生儿疾病筛查率从0.02%提升到98.6%，达到全国水平。

这之中有我们的多年付出，最重要的是有国家的支持，我们将国家的惠民政策执行到底，让健康快乐延伸到边疆的每个角落，换来了孩子们最灿烂的笑脸。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这是我们穿上白大褂时的誓言，今天国家给予我们如此殊荣，我们十分意外，因为守护生命是我们永远的初心，我们只是做了分内之事。

亲历国家医疗卫生事业蓬勃发展、蒸蒸日上，我们由衷地感到骄傲和自豪，也由衷地感恩党和人民的培养。

欣逢盛世当不负盛世。我们将始终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敬畏生命、护佑生命、捍卫生命为己任。